摘要：尤其是在近几部作品中，他似乎有意弱化了早期作品中浓烈的个人风格，转而以更贴近大众的方式讲述故事，这或许与当下电影市场环境和审查制度的转变息息相关。

张艺谋，这位中国电影界的泰斗级导演，近年来作品产量颇丰，风格也日趋多元。

尤其是在近几部作品中，他似乎有意弱化了早期作品中浓烈的个人风格，转而以更贴近大众的方式讲述故事，这或许与当下电影市场环境和审查制度的转变息息相关。

《第二十条》以超过21亿的票房成绩，成功跻身春节档热门影片之列，也助力张艺谋的个人导演票房突破138亿，稳居亚军宝座。

这部影片采用了一种“喜剧+现实”的独特叙事策略，用看似轻松幽默的喜剧外壳包裹着沉重的现实题材，引发了观众的广泛关注和讨论。

这种创作手法，既迎合了春节档的节日氛围，也巧妙地规避了审查制度的风险，让影片得以顺利与观众见面。

然而，即使是上映版本，影片中仍然存在一些口型对不上、镜头不连贯的瑕疵，似乎也暗示着影片在创作过程中经历的种种妥协与不易。

影片讲述了三个看似独立却又相互关联的案件，它们共同指向了一个核心主题：见义勇为的困境。这种困境，不仅仅体现在法律层面，更体现在社会环境、人情世故等多重维度。

首先是张贵生案，这个案件发生在多年前，张贵生作为一名公交车司机，见义勇为制止了流氓的骚扰行为，却意外将对方打成重伤，最终被判入狱三年。多年来，他一直不服判决，坚持上访，寻求“说法”。

这个案件的悲剧性在于，一个原本应该受到褒奖的英雄人物，却因为见义勇为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，甚至最终失去了生命。

张贵生案的结局，不仅令人唏嘘，更引发了人们对见义勇为成本的深刻反思：如果做好事需要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，那么还有谁敢挺身而出？

其次是王永强案，为了给患病的女儿筹集医药费，王永强走投无路去借了高利贷，最后因为无力偿还，让妻子郝秀萍遭受了难以言喻的屈辱。

王永强就在这样的“绝境”下，击杀了债主刘文经，而对他的处理结果却让警方产生了分歧。吕玲玲和韩明两位办案人员的不同观点，展现了法律与人情之间的复杂关系。

吕玲玲认为应该结合实际情况考虑王永强的处境，而韩明则更倾向于遵循法律条文。王永强案的最终走向，也成为影片最牵动人心的地方。

最后一个就是是校园霸凌案，韩雨辰在面对同学被教导主任儿子霸凌时挺身而出，却意外将其打赏。

他父亲韩明希望他去道歉，尽快了解此事，可是韩雨辰却并不愿意，因为他觉得自己没错。

这个案件展现了校园霸凌的普遍性和调查取证的困难性，也反映了家长在面对此类事件时的无奈与妥协。韩雨辰的遭遇，与张贵生案形成了某种呼应，都是见义勇为却反遭不公，令人深思。

这三个案件，就像一面棱镜，折射出社会现实的诸多问题。它们共同指向了见义勇为的困境：在复杂的社会环境和人情世故中，做好事往往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，甚至可能得不偿失。

这种困境，不仅令人感到无奈和悲哀，更拷问着我们每一个人的良知和勇气。

韩明，这个看似普通的基层公务员，是影片的男主角，也是连接三个案件的关键人物。在影片的前半部分，他是一个典型的“怕事”者，为了保住工作，他谨小慎微，尽量避免卷入麻烦的案件。

他会在开会时假装打电话躲避表态，也会为了息事宁人劝儿子向霸凌者道歉。

他的行为，虽然显得有些“窝囊”，但却真实地反映了现实生活中许多普通人的生存状态：在强大的社会压力面前，明哲保身、息事宁人往往成为无奈的选择。

然而，随着剧情的发展，韩明的心态逐渐发生了转变。

张贵生案的悲剧结局，让他开始反思自己的“不作为”；吕玲玲的坚持和执着，也点燃了他心中对正义的渴望；而儿子韩雨辰在校园霸凌案中遭受的不公，则彻底唤醒了他内心的良知和勇气。

最终，他选择与吕玲玲一起，为王永强案的真相奔走，完成了从“怕事”到“追求正义”的蜕变。

韩明的转变，是影片最引人注目的地方之一。他的心路历程，代表了普通人在面对社会不公时的挣扎与觉醒，也展现了人性的复杂与多面性。

他的故事，也让我们相信，即使是在充满挑战的现实生活中，正义的力量依然存在，希望的火种依然可以燎原。

郝秀萍，王永强的妻子，是影片中最令人心疼的角色。她是一个聋哑人，生活在无声的世界里，也象征着底层群体在社会中的失语状态。

她为了给女儿治病，默默承受着高利贷的压力和刘文经的侮辱，却依然无法逃脱命运的捉弄。

女儿的失踪，成为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，最终她选择了跳楼，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表达了无声的抗议。

郝秀萍的悲剧，不仅仅是个体命运的悲歌，更揭示了社会底层群体所面临的困境：他们缺乏话语权，无法为自己争取公平正义；他们承受着巨大的生活压力，却难以得到有效的帮助和保护。

郝秀萍的聋哑人设定，更增添了角色的象征意义：她无法“发声”，也代表着底层群体在社会中的失语状态。

除了韩明和郝秀萍之外，影片还塑造了一系列鲜活的人物形象，他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复杂而真实的社会图景。

吕玲玲，一个充满正义感的女警，是理想主义的化身，她对真相的执着追求，也推动着韩明的转变。

田检对吕玲玲的追求，则为这个略显沉重的角色增添了一丝人情味。李茂娟和李茂全这对兄妹，则以喜剧的方式展现了办案单位之间相互推诿、不作为的现象，也讽刺了“关系”在解决问题中的重要作用。

"闹"文化，是贯穿影片始终的一条暗线。从车队工人到刘文经的家人，再到韩明夫妇，他们都在用“闹”的方式来解决问题。

这种“闹”文化，虽然看似粗俗无理，却是底层人民在缺乏话语权和有效途径的情况下，一种无奈的选择。它也折射出社会基层治理中存在的诸多问题。

影片中充斥着大量贴近现实的细节，这些细节如同社会现实的缩影，引发观众的共鸣与反思。

车队工人闹事讨要工资，虽然理由看似正当，实则是刘家转嫁矛盾、施压办案人员的手段；村民们对王永强案保持沉默，却在金钱的诱惑下才肯透露真相，揭示了利益至上的人性弱点。

校园霸凌案中，监控录像的缺失与饭店监控的“巧合”出现，讽刺了监控录像的双刃剑属性；韩雨辰的开朗善良与张科的心术不正，则暗示了父母离异对孩子成长的影响。

这些细节，虽然只是影片的点缀，却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现实的复杂性与人性的多面性。

张艺谋在《第二十条》中，依然保留了一些其个人风格的印记。例如，片名的设计风格，与他之前的作品《一秒钟》《悬崖之上》等一脉相承，简洁有力，又富有象征意义。

而雷佳音在影片最后的那段演讲，则让人联想到《满江红》中的慷慨激昂，也展现了张艺谋对宏大叙事的偏爱。

影片的演员阵容也颇具看点，汇聚了《漫长的季节》《狂飙》等热门剧集中的实力派演员，以及马丽、潘斌龙等喜剧演员。这种组合，既保证了影片的表演质量，也增添了喜剧元素，使影片更具可看性。

雷佳音和马丽的对手戏，充满了喜剧效果，也为这个沉重的题材带来了一丝轻松的氛围。

赵丽颖为了饰演郝秀萍这个角色，专门学习了手语，其敬业精神令人钦佩。而刘耀文的加盟，则为影片带来了巨大的流量和关注度。

影片设置了双重结局，第一个结局以郝秀萍跳楼结束，充满了悲剧色彩，也更贴近现实的残酷。而第二个结局则是真相大白、正义伸张的“合家欢”式结局，更符合春节档的节日氛围，也给观众带来了希望和慰藉。

这种双重结局的设置，既体现了导演的艺术追求，也兼顾了市场需求，可谓用心良苦。

此外，影片中还隐藏着许多与现实勾连的彩蛋，例如马丽在影片中的初恋名字“李逵”，与春晚小品《寒舍不寒》中的角色名字巧合。

“讨说法”的桥段，则让人联想到张艺谋早期的作品《秋菊打官司》；三个案件的设定，也与现实生活中的诸多案例相呼应，例如校园霸凌、公交司机见义勇为等。

这些彩蛋，不仅丰富了影片的内容，也增强了影片与现实的关联性，引发观众更深层次的思考。

《刑法》第二十条，是关于正当防卫的法律条文，也是影片的核心主题。影片通过三个案件的交织，探讨了正当防卫的边界与困境，也呼吁社会对见义勇为行为给予更多理解和支持。

郝秀萍的那句“你们能保护一时，但日子还长呢”，简直是振聋发聩，道出了底层人民的无奈与担忧。

影片的结尾，韩明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讲，呼吁大家勇敢地站出来，维护正义，保护弱小。

这或许是导演想要传达给观众的最重要的信息：即使是在充满挑战的现实生活中，我们依然要保持良知和勇气，为建设一个更美好的社会而努力。

《第二十条》并非一部完美的电影，它在叙事节奏、人物塑造等方面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。例如，部分情节的处理略显刻意，一些人物的动机也缺乏更深入的挖掘。

然而，瑕不掩瑜，影片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和对人性的探讨，依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。它让我们看到了底层人民的生存困境，也让我们思考如何在一个更加公平正义的社会中生活。

张艺谋用一部“喜剧”的外壳，包裹着对现实的深刻拷问，这既是一种创作策略，也是一种无奈之举。

在当下的电影市场环境中，或许只有这种方式，才能让影片顺利与观众见面，并将导演想要表达的思想传递出去。

而《第二十条》最终取得的票房成功，也证明了这种策略的有效性。

总而言之，《第二十条》是一部值得一看的电影。它不仅展现了张艺谋的导演功力，也反映了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。

它或许不能给出所有问题的答案，但却能引发我们更深入的思考。正如影片中那句台词所说：“这世界上所有的正义，总不能都是缺席和迟到。”

来源：木乔简科一点号